镖局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存在了500年左右的时间。一个能够生存如此之久的民间行当，必定有其独特的生存之道，也必定会对社会的多个领域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国内目前对此问题进行的研究很少。本文在描述镖局的产生、镖局需要的业务素质和训练的基础之上，分析其存在过程中对武术发展的作用，并期望引起有关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1 镖局的起源

　　镖局出现在明末，兴盛于清朝，明末时叫“镖行”，而且“镖”字当时的写法还是“标”。虽然镖局出现的具体时间没有文字记载，创始之人也很难准确考证，但是镖局这一行业既然能够产生，必定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关。

　　1) 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镖局产生的前提条件。明清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社会上出现了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社会上形成了由民间制造、官府收购、商人营销的商品服务体系。由于民营成分的参与，出现了可以自由贸易的自由商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经营权的不断解禁，商品经济不断走向繁荣，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但同时也带来了商品在长途贩运过程中的各种风险，这为镖局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从前中国无银行，故无汇兑事业，大宗款项则督抚委员解运；其次则由票庄代为拨兑。然各省有票庄之处，仅省会及一二大城市而已，其余城池，则无法拨兑也，一应银钱来往，必须运现。因路间有被劫之虞，故须靠镖局代运。镖局者，既非殷实商家，又无充裕资本，都是几位武术家（俗名把式匠）组织而成，并雇用把式匠数十人，为之轮流保护运输车辆而已。此种人员，即名曰镖客。”[1]可见,镖局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贸易的出现而出现的。因此，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镖局产生的前提。

　　2) 社会治安环境混乱是镖局产生的必要条件。《士商要览》卷三中的《上商十要》中所述：“凡行船，宜早湾泊口岸，切不可图快夜行；陆路宜早投宿睡卧，勿脱里衣，此为防避不测。”这种状况说明当时社会治安状况是非常混乱的。

　　资本主义萌芽使商业具有了民间性和自由性，但同时也使一些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沦为了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在生活没有依靠情况下，沦为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抢劫商旅、危害社会的匪类；另外，由于对异族统治者的敌视，一些民间反清复明组织的激进活动，也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再加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环境里，商品在长途贩运的过程中就存在着重重风险，“在旧社会，社会挺不安宁。各地都有贼人铤而走险。有七八十人一伙的，有二三十人一伙的，也有三五成群的，盘踞在各地。所以行路的人，就得找会武术的人保护。”[2]因此，“行商贩运的沿途人财安全，成了一大棘手之事。官府衙门，虽有维护治安、缉匪捕盗之责，却难以做到逐行逐个商旅一一随行护卫。于是，一个为商旅进行有偿保安服务的行业便应运而生，此即冷武器时代以中华传统武术为护卫手段的镖行。”[3]“起先，有些会武术的人，住在客店里，等候着客人雇用。他们只推着一个小车子，客人雇妥了，就推着小车子上路，一天要走七八十里地，这是保镖的源起。后来买卖一天比一天发达，就自己立个字号，开一家车店，备有轿车，听候客商雇用，这就是镖局子了。”[4]

　　可见，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但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再加上当时的贼人众多，使中国的社会陷入了混乱状态。在此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商品及银钱的顺利流通，需要一种保护组织出现。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贸易的出现，为镖局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而社会治安的混乱，为镖局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基础。

　　3) 中华武术的存在是镖局产生的物质条件。没有镖师不成镖局，没有武功也就不能充当镖师。同社会其他行业相比较而言，镖局是一种具有民间性质的非官方保安行业，是一种特别行业，其特别之处在于把习武者的武功作为商品进行有偿服务经营。因此，在冷兵器时代，习武者的真功夫所具有的威慑力与杀伤力为匪类所恐惧，武术成为其谋生的一种手段，可以说，武术是镖局得以存在的基本技能。镖局的产生依赖武术的发展，武术的存在是镖局产生的物质条件。

　　2 镖局的业务及镖师需要的业务素质

　 “镖局的业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运送货物与资金，称为走镖。一类是看家护院，保障后勤，称为坐镖。前者根据项目的不同，又分为信镖、票镖、银镖、粮镖、物镖、人身镖六类；后者根据目的不同，又分为护院、坐店、守夜。”[5]镖师在走镖或坐镖的过程中危机重重，有时还会有人以“以武会友”的名义登门挑战，如果自身没有硬功夫，即使官中有后台、绿林有关系也不能很好的保护客户的利益，甚至会因此丢掉性命。因此，镖师需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

    2.1 镖局的镖师需要的业务素质

　　2.1.1 镖师要有过硬的真功夫首先，无论走镖和坐镖，都需要硬功夫。镖局依靠出雇镖师为客户的人财保安服务获利，镖师则是以武功作为资本来换取报酬谋求生计，因此可以说没有武功就不能够充当镖师。因镖局的业务类型多，所需的武功也多。“清末北京习武者之间有一种说法：当个‘达官 (达官系镖师的尊称) ’比考个武进士还难，因为武进士的考试课目‘文场’为策论兵经，只要熟读了几部指定的兵书也就可以应付了。‘武场’考‘移石’(举重)‘较弓’(箭术)‘马技’和‘器械’(自选一种兵器进行表演)四种而已！一旦喜登龙门即可简拔内廷侍卫和出任军官。清代兵种只分马、步、水三种，通晓一种即可独挡一面。善扑营、健锐营、火器营等特种部队也均是以—技而鸣长。可是镖师非精通水战、车战、马战、步战、夜行五技不能成为合格的镖师，否则被同行称为‘半路货’。”[6]因此，作为镖师，需要有多方面的技艺。另外，镖师所面对的是拦路抢劫的盗贼，尽管镖局不愿同盗贼冲突结仇，若一旦交涉不通或遇到不理会江湖义气那一套的劫镖者，也只有凭武艺相抵了。因此，镖师非得练就一身过硬的真功夫不可，否则是充不得镖师的，“武术技能是镖局之镖师最基本、最重要的技能之一。中国武术门派众多，特点各异，有的实战性强，有的表演性好，有的健身价值高；清代中国武术因其目的不同而会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如武馆（太极拳等）、镖局（形意拳）、民间秘密社会（洪拳）等。而选择镖局作为其武术技术载体的，必定具有较强的实战能力。要实现镖局运送现银等职能，最基本的技能就是高超的武术。”[7]

　　其次，开设镖局并要站住脚，必须凭镖师的本领亮镖。新镖局开张的“亮镖”，实质是江湖社会对该局镖师武术实力的一次考察。亮镖的成败，决定着这座镖局生意场上的命运，成则兴，败则只有关张大吉。因而个中镖师，尤其是镖头(大伙计)的武术功底，至关紧要。

　　再次，学人士子讲究“以文会友”，武林豪客则习惯“以武会友”，因此，就不时有“以武会友”的江湖客人造访镖局，若镖师武功不好，镖局便无法立足，所以，当镖师非得有真本事的“尖挂子”（具有真本事的人）不成。

　　2.1.2 镖师要有高尚的武德

　　中华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练武的风俗。在中国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基础上形成的武德是习武之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良好的武德使习武者大多是行侠仗义的豪爽之人，路见不平必定拔刀相助，遇见盗贼抢劫商人旅客，便会挺身相救。习武者的这种义举在商人那里获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商人为了避免遭到匪盗偷抢而带来的财产损失，就会雇佣习武者为其保驾护航。中国传统的武术所强调的“‘学拳以德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是正人君子，学拳宜作正大之事，不可恃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强调习武者要仁爱、守礼、忠诚、谦让和宽厚。”[8]是其真实的写照。这种良好的武德，使镖局获得了良好的社会信用。镖师在完成各项业务的过程中，即使面对强人匪类，都能严格执行各种规矩，从不恃强凌弱，始终以护镖为中心，极少出现将镖窃为己有的事件，这正是以镖师的高尚武德作为基础的。故此，作为镖局中的镖师，通常来讲在武德上不会有太大瑕疵，并在走镖或坐镖业务过程中养成了恭敬、谦逊、宽厚的武德。

　　3 镖局的镖师业务素质的训练

　　由于业务的需要，镖师在提高武技方面从来不敢懈怠。初入镖局，除少数武功精湛的武士直接应邀入行排入某一镖师行辈外，一般进入镖局从业者，首先要投师求艺，掌握、提高武术本领，以适应镖局业务的需要。因保镖与夺镖，是“尖挂子”同“暗挂子”（具有武功的贼人）智与勇的较量，最终则是以武艺论胜负成败。所以，走镖非“尖挂子”寸步难行。那么，对从业镖师进行武术强化训练，即成为镖局除走镖业务而外的主要日常活动，以保持和不断提高镖行实力。据会友镖局镖师李尧臣回顾：“进镖局的首先得拜师傅……镖局子的人全凭一身功夫吃饭。我的功夫还不到家，拜师以后，首先是跟着师傅学武艺。先练拳术，叫做三皇炮槌……后练六合刀。随后又练大枪，三十六点，二十四式。十八般武艺，差不离都练到了。以后又练水上的功夫。水里得使短家伙，分水揽、雁月刺、峨嵋刺、梅花状元笔之类，学了不少。水陆功夫学会了，就学使暗器。一般都知道，有些镖行的人能使飞镖，因此有人以为镖局的得名，就是因为使用飞镖的缘故，这实在是一种误会……至于飞镖，不过是一种武器罢了……常用的暗器，还有紧背花装弩，飞蝗石子……学会了硬功夫，还得练飞檐走壁，蹿房越脊。所谓蹿房，是攥着房椽子头，往上一翻，一丈多高，一蹿就上去。落到房檐上，要轻轻落下，不能有动静。越脊，是说越过房梁，在房梁上走，不能在屋瓦上行走。踩在瓦上，嘎嘣一声，把瓦踩碎了，别人就发觉了。因此就叫蹿房越脊、飞檐走壁……学会了飞行本领，还要练马上的功夫。古来作战，有车战、水战、步战、马战。保镖也得准备这四样和敌人打仗的技术。”[9]

　　为了提高业务素质，每个镖局都设有练武厅，在闲暇时，练武厅是最热闹的地方，无论严寒酷暑，镖师和弟子们都要来这里苦练功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里经常是刀枪并举，拳脚生风。如源顺镖局“师法颇严，每天早晨必须点卯（即点名），镖师们于门道两旁的长凳上依次坐定，静候王五吩咐，凡在家者，每日早功必练无疑，不得随意耽误。平日有镖走镖，无镖练功，定期查试武艺，而且要求局内镖师互教互学，不得分门别派。”[10]

　　4 镖局对武术的推动作用

　　在冷兵器时代，传统武术是人们赖以自卫防身和进攻的主要手段。除投身行伍、设馆授艺而外，镖局为习武者开辟了一种立世谋生的手段，使习武者得以直接服务社会、谋生自立，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华传统武术的发展。

　　4.1 推动了民间武术的传承

　　首先，师徒传承是民间武术传播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清代以前，这种方式是武术传播最主要的方式。“师徒传承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它使武术技击技术变纯、变精，保持了武术内容的全面与丰富；而且更加注重传播效果，对被传播者的武技和武德非常重视。”[11]而镖局中的镖师之间，悉以师徒关系联结，相互以师徒、师兄弟、师叔、师大爷等仿亲族称谓称呼，体现着江湖社会和武林的文化传统，有难同当、有福共享，镖师之间这种关系有利于武术的交流与传承，因而镖局是民间武术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

　　其次，镖局的创始人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术行家，为了壮大镖局的规模，树立镖局的名声，他们将自己的武技传给了子孙、徒弟。而这些人当中的学有所成者，会有许多人开门立户，广收门徒，传授武功，使中国武术得以发扬光大。

　　再次，镖局的兴盛，对习武者有较大吸引力，因此使参加镖局的人数增多，从而加大了传承的力度，增加了传播的广度，“那时，南北各地，师兄、师弟、师叔、师大爷，共有一千多人。”[12]

　　以上三点，从“会友镖局”发展和八卦掌的创始人董海川及其弟子的经历中，可以得到印证。

　　“会友镖局”的创始人宋迈伦（1809-1893，名彦超,字迈伦），创造了以搏击攻防见长的“夫子三拱手”，形成风格独特的宋氏炮捶拳。宋氏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由河北冀县家乡入京投神机营，赐官五品。后在前门大栅栏粮食店街创立“北京会友镖局”，并授徒传艺。[13]清同治五年（1866年），于鉴（有的文献为“于砲”）拜宋彦超为师，获其真传，功达上乘，在北京大开山门，摒弃门户之见，广收门徒，传授三皇炮捶。在一大段历史时期内“京都会后镖局”同“三皇炮捶门”名声大震，镖局生意兴隆，三皇炮捶也广为传播，得到了很大发展。于鉴“亲传弟子甚多，成名的弟子有‘铁罗汉〗王福全，‘大力陈’陈友清，‘大刀刘’刘德胜，‘大枪侵’侯金魁等”。[14]后入晋主持太原国术馆并任教多年，将其拳传至太原、榆次、定襄、介休等地。由于三皇炮捶拳法简练，好学易懂，容易被人接受，在北京地区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后，三皇炮捶由北京传入辽宁丹东、锦州等地。据“会友镖局”的著名镖师李尧臣回忆：“我离开镖局后，先在外五区所办的半日学校教武术……后来就在天桥水心亭开了个茶馆……我在茶馆里预备有各种武器，可以随便练武比试……茶馆里练武，也等于我们镖行所谓以武会友了……解放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号召，体育受到了空前未有的重视，人民积极锻炼身体，我把我所会的武艺，传授了很多年青人。”[15]“会友镖局”的第五代传人，陈友清与1930年创办了“北平大兴县第五国术社”，所授弟子近千人；刘德胜于1934年创办“北平第七国术社”，广授门徒，并对弟子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会友镖局”的最末一代镖师都转于民间传徒授艺。“三皇炮捶根植于北京的一百多年中，尤其前期基本以镖局护镖形式从事活动，逐渐发展形成了以拳术（十二趟炮捶拳、拆手拳、炮捶短拳）、器械（长枪、大剑及其它器械）、技击散打（夫子三拱手、十二炮、炮捶散手、擒拿术、肘法、腿法、摔法、器械实用法等）为内容的，以技击实战为主的拳种。”[16]

   又如八卦掌的创始人是董海川，曾为肃王府的镖师，其间曾广收弟子授艺。尹氏八卦掌的创始人尹福即是其著名弟子之一，把董式八卦掌进行了发展和创新。

　　尹福有子女四人，长子早逝；女尹金玉嫁何世金奎；三子尹成章、四子尹玉章，皆禀家传。成章技艺虽深而名声未显；玉章曾先后于北京、青岛（青岛市国术馆）传艺，颇有名声，著有《八卦掌简编》一书传世。

　　尹福的著名弟子有崔振东、刘栋臣、门宝珍、宫宝田、于环、盛起辉、杜汉升等。宫宝田为山东牟平县青山人，幼来京为饭馆小厮，尹福喜其聪慧收为弟子。宫回胶东后传艺，弟子有孙汝文、孙富英、于世友、王道成等。尹福弟子刘庆福、田子乾也是山东人，后回山东，因此胶东地区习八卦掌者较多。

　　据张凯等人著述[17]记载，尹福弟子中有相当成就者，还有山东武城县的曹钟升。曹回山东老家，在当地收弟子迟十信、崔云清等。1934年曹率弟子参加山东省武术比赛，获得最优等，曾得到当时国民党山东主席韩复榘颁的奖状。1936年应国民党察哈尔省主席汤玉麟的邀请，曹回北京教汤及其子汤佐奎武技；又向北京的张鼎臣、张晋臣、张述堂等授艺。1938年曹随汤玉麟到天津，在津又收卢景贵等为徒。1942年经曹口述，由卢景贵执笔编写《曹氏八卦谱》一书行世。

　　另外，其他一些镖局及其镖师，对武术的推动作用也很大。如吴斌楼，出身镖师，擅长长拳，后创办了艺林国术研究社，授徒习武，独树一帜；先从师于形意拳名师刘奇兰、后从师于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的李存义，曾任两江总督标把总，后至保定开设万通镖局，兼收徒授艺。晚年弃镖而专收徒弟，并于宣统三年（1911年），与叶云表在天津创办中华武士会；形意拳师李文亭，在天津辅佐师傅李存义兴办了天津中华武士会，专事授徒传授形意拳，1918年，李存义以70高龄离津返乡，李文亭便主持该会继续授徒传艺。

　　以上这些镖局创始人和镖师们的收徒传艺、著书立说，为武术流派的传承、拳种的推广、技艺的创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2 镖局促进了武术的交流和创新镖局在促进武术的交流与创新表现在3个方面：

　　1) 镖局内部镖师及其弟子对武术的交流与创新。因局内武师豪杰众多，门派众多，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因此综合个人、各门派的技艺，因而易形成新的技艺。

　　2) 以武会友促进了武术的交流与创新。“镖局的镖师都广交天下武林朋友，为武术的横向传播提供了条件。千里走镖，镖师每到一处都要拜友投师、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博采众长、融摄取补、不耻下问，改变了传统武术传播的缺点，避免了传统武术传播中的文化排它性，扩大传播对象。”[18]据李尧臣回顾，他走镖的时候在直隶、河南等地还有红枪会之类的组织，他们遇见镖行走过，不抢东西，必要比武，主要是试一试镖师的胆量和武艺，若无真功夫也不容易过去。这种“以武会友”的方式从侧面推动了武术的交流与创新。

　　3) 为了对付各路贼人，镖师必须精心研究各种武艺技击特点。镖局和镖师的主要对手是江湖社会中的匪盗团伙，即“暗挂子”。这些“暗挂子”中不乏武林高手，因此，镖师们若无真本事，非但保不了镖，甚至会丢掉性命，因此要对付各种贼人，需要不断进行学习和练习，“对从业镖师进行武术强化训练，即成为镖行除走镖业务而外的主要日常活动。并且常年组织习武，以保持和不断提高镖行实力。”[19]“以会友镖局来说，当时镖路有四条。北路镖师张家口、热河；东路是东三省，出山海关奔营口、走吉林、奉天，直到哈尔滨；西路到西安为止；往南到南京、上海。”[20]如此之广的走镖范围，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所遇贼人多，以武会友之人也多，因此镖师需要勤于练功，精于研究各色人等的武艺技击特点，以应付各种不测。如会友镖局“北跨院设有练武厅，上面大棚遮天，下面黄土铺地，风雨无阻地供众镖师及弟子们练功。每天早晚两个时辰，是练武厅最热闹的时候，无论严冬酷暑，镖师和弟子们都要来这里苦练功夫。”[21]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武术的发展和创新。可以说在冷兵器时代，镖局以武术为立业之本，不仅使民间武术团体得以跻身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同时以其特定的行业组织形式突破统治者禁止民间习武的禁令，推动了武术的发展，成为汇集武林高手、创新武术技艺的大武馆。

　　4.3 镖局促进了武德的发扬光大

　　清朝时期，由于政治上对外族统治者的敌视和封建社会末期整个社会的衰落，一些经常从事习武活动的乡村会所和武馆受到严格的管制，有的甚至被取消。但在此时期发展起来的镖局对武术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承接了中国武术的过去与未来，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传统的武德得以发扬光大。镖师出淤泥而不染的品德，洁身自爱的品行，助人为乐的品格，使其不论作为一个阶层，还是个体，它都是稳定的，这种稳定又进一步促成了镖师意识形态的稳定。意识形态不但决定政治态度也决定了镖师的生活方式，更是决定了镖师作为一个习武之人的武德。另外，镖局的组成、经营管理的方式、劳动人事的制度，给镖师特有的思想意识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是他们有着良好武德的一种客观保证。

　　几百年里，数代镖师以其侠骨与武德弘扬了中华武术文化传统，有力地净化和规范着非主流文化中的侠文化意识，为之增添了许多富有积极意义的光彩。在清朝时期，镖局的镖师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将武德寓于深刻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之中，赋予它时代特征和新的生命力，成为激励广大中华儿女自强不息、驱除鞑虏的巨大精神动力。这使镖局所培养出的这些弟子，即使离开镖局，投身社会的其它行业，也能严格恪守武德精神，发扬“公正”、“安民”、“匡扶正义”、“见义勇为”的武德要求，成为弘扬了中华武术精神的主力军。如源顺镖局王子斌（即大刀王五）轻财重义、济困扶危，在民族生死存亡时奋勇杀敌、英勇就义。镖师李尧臣在抗日战争期间将自创的无极刀法传授给抗日军队，喜峰口战役中，学了无极刀法的大刀队，手刃鬼子近百人，追杀日寇60余里，缴获大炮18门。象李尧臣、大刀王五这样的镖师，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能够挺身而出、慷慨就义，正是继承了传统武德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

　　5 结束语

　　镖局从其萌芽、产生、发展到衰亡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治安环境混乱以及中华武术的存在是镖局赖以产生的条件。因此，镖局在其存在的历史阶段，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而且对中华武术的发展起到了传承、发扬和推动的作用，“除名昭青史者外，一个民族的文化更主要是由那些无名的普通人的创造、传承积淀而成。无论是主流文化还是所谓精英文化，无不来源于历代非主流的民间文化这一广博而坚实的积淀。因而，提倡弘扬传统文化，不仅在于鼓励有所选择的继承，亦在于激励世上人们脚踏实地的积极创造，将之供给社会和历史去汰选、评说，力求能汇入文化积累之中成为共同的财富。”[22]可以说，镖局承接了中国武术的历史，在中国武术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另外，镖局以其存在的合法性，使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基础上的仁爱、守礼、忠诚、谦让和宽厚的中华传统武德得以继承，且赋予了传统武德以时代特征，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最高境界的中国武术精神。